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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污水處理“重水輕泥”導致的城市污泥“二次污染”，正在引起社會各界的重視，隨之而來的“污泥圍城”商機，也吸引大批民間資本躍躍欲試。業內人士建言，亟須建立配套的政策措施，既解除“污泥圍城”的生態威脅，也為富余的民間資本尋找出路，更為政府沉重的負擔減壓。
“重水輕泥”導致“污泥圍城”
污水處理已經成為我國社會的共識，多數城市都配備了污水處理設施，但對污水處理廠排出的污泥處理至今仍處于空白狀態，“二次污染”現象嚴重。
《2011中國污泥處理處置市場分析報告》顯示，截至2010年底，全國城鎮污水處理量有343億立方米，相當于三峽水庫的總庫容。報告稱，這座“水庫”每年吐出的“脫水污泥”接近2200萬噸，其中80％污泥未得到處理。
環境保護部環境保護對外合作中心副主任熊康說，和污水相比，污泥的“毒性”更大。生活污泥中含有大量的氮、磷、鉀，以及病原菌和寄生蟲；工業污泥中的重金屬、環芳香烴、多氯聯苯、二惡英等有害物質含量極高。
相比污水，污泥的處理難度更高。從污水處理廠出來的脫水“濕泥”含水率達到80％，呈膠體狀。這些膠體狀的污泥再脫水難度極大，成本很高，處置不當極易發生“二次污染”。
在北京，曾有懷疑受到污泥圍困的市民制作了“圍城圖”：星羅棋布于郊區的30多個污泥填埋點被一一標明，這些點連接起來，恰如一座污泥長城，圍住了京城。
各方重視商機初顯
“污泥圍城”的現狀，正在引起社會各界的重視。
早在2009年，民進廣東省委向全國政協會議提交了《關于推進我國城市污泥規范處理與資源化利用的建議》。同年，住房和城鄉建設部、環境保護部和科學技術部聯合發布了《城鎮污水處理廠污泥處理處置及污染防治技術政策(試行)》，標志著污泥處理進入政府視線。2011年，國家住房和城鄉建設部、發改委聯合發布《城鎮污水處理廠污泥處理處置技術指南(試行)》。
今年5月出臺的《“十二五”全國城鎮污水處理及再生利用設施建設規劃》顯示，“十二五”期間，我國污泥處理處置設施投資額將達到347億元。而廣州市新近制定的《廣州市推進城鎮生活污水處理廠污泥處理處置工作方案(送審稿)》提出，到2015年底，全市污泥無害化處理處置率達到100％。“國家信號”的權威發布，引發民間資本對“污泥商機”的熱烈追捧。
長期宣傳推銷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帶式污泥干燥焚燒一體機”的浙江省樂清市霸士工業電子有限公司負責人金福權認為，雖然國家對污泥處理處置設施的投資額并不高，但這一信號釋放的“放大”作用不可小視，其“乘數效應”有望使這一產業的市場容量擴大至上千億甚至數千億元。
渴望打通政策的“最后一公里”
和金福權的樂觀相比，更多的人選擇了謹慎和觀望。
一方面是“污泥圍城”的困境，另一方面是法律層面的空白。雖然《城鎮污水處理廠污泥處理處置及污染防治技術政策(試行)》明確指出“污水處理費應包括污泥處理處置運營本錢”“確保污泥處理處置設施正常穩定運營”“引導社會資金參與污泥處理處置設施建設和運營”，但由于這個文件不具有法律的強制性，許多地方政府選擇了“消極執行”。
而在《“十二五”全國城鎮污水處理及再生利用設施建設規劃》中，業界最關注的污泥收費政策僅有一句話：“研究污泥處理成本逐步納入污水處理成本并納入繳費范圍。”業內人士分析，污泥處理運營成本無法明確，是難以撬動社會資本的最大障礙。
清華大學中國企業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叢福泉說，目前，我國大部分污水處理廠缺少污泥處置配套設施，現有項目運行情況也不盡如人意。因此，既要加快污泥處理立法進度，變“軟任務”為“硬指標”，使污泥處理有法可依；同時又要打通政策的“最后一公里”，使民間資本能入、敢入、快入。
一些有實力的民間資本已在摩拳擦掌。金福權所在企業的污泥處理設備，已經取得了國家發明專利。這套設備已在浙江省臺州市路橋區污水處理廠使用多年，日處理污泥40噸。每噸污泥的處理成本不足100元，是國外成本的1/20。在污泥處理現場，聞不到任何氣味，廠區空氣潔凈，綠草如茵。臺州市環境檢測中心站出具的報告顯示，這套設備的排放完全達到國家標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