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訪嘉賓
中國工程院院士、湖南工商大學校長 陳曉紅
同濟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教授 趙由才
中科院地理所環境修復中心主任 陳同斌
清華大學環境學院教授 劉建國
中國環境保護組織公眾與環境研究中心主任 馬軍
中國政法大學民商經濟法學院教授 王燦發
垃圾分類在我國已經倡導多年，現狀或效果如何？
劉建國：垃圾分類是經濟、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結果，也是公眾意識、習慣養成的過程。垃圾分類在我國的推行并不是很成功，不是過去不努力，而是當時垃圾回收處理各方面的基礎和準備情況不成熟。
中國自2000年左右在全國8個試點城市推行垃圾分類。當時我國的整個垃圾分類處理體系單一而不健全，跨越時代阻礙去推進垃圾回收，的確也遭遇諸多現實問題，比如垃圾處理配套設施短缺，缺乏現代化、多元化的處理裝置，使得焚燒、填埋成為主要的處理方式。
當時，大力宣傳提倡的可回收垃圾面臨“無家可歸”的尷尬，甚至有人調侃，分類后的可回收利用垃圾由于缺乏專業的回收系統，又重新走回焚燒、填埋的老路。
整體看，這20年來垃圾分類主要解決了垃圾無害化的問題，重點將有毒有害垃圾分離出來，集中專業處理，確保環境及人體安全。
2018年的數據顯示，大、中城市生活垃圾處置率高達99.5%，垃圾回收利用體系設施逐步完善，衛生填埋與焚燒發電并舉、生物處理為優化節點的技術格局基本形成，專業化運營、市場化服務的商業模式基本成熟。對標發達國家，政府、公眾在垃圾分類的意識和潛力方面有進一步提升的空間，需要以新理念再次激發垃圾分類回收利用潛能。
趙由才：中國垃圾分類的受關注度很高，有聲音認為中國的垃圾分類效果不明顯，且顯著落后于發達國家，否認中國垃圾分類的成績。其實這一想法很片面，中國垃圾分類的成績是顯而易見的。廢品回收體系、“拾荒者”為中國的垃圾分類做出了巨大貢獻，城市中的垃圾桶基本沒有可回收垃圾，農村的可回收垃圾絕大部分也進入了垃圾回收系統。
2018年生態環境部的數據顯示，202 個大、中城市生活垃圾產生量和處置量幾乎持平，已超 2億噸。值得一提的是，這一數據并不包括廢品回收體系和“拾荒者”的貢獻，如果加上這些，保守估計城市生活垃圾產生量和處置量將達3億多噸。
垃圾分類處理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建設基礎設施、配套設施等，同時，垃圾的資源屬性弱，回收再利用的成本很高。以上海為例，上海沒有啤酒廠，其產生的啤酒瓶需外運洗刷處理等，這項成本遠高于啤酒廠產地的酒瓶成本。這就意味著需要政府補貼，但中國的工業制造業部門林林總總，使得補貼數額巨大。
目前，上海已撤掉垃圾桶，號召公眾定時定點丟垃圾，同時，動員社區居委會對居民進行知識普及并監督獎勵等。
陳曉紅：目前來看，垃圾分類處理在技術上并沒有障礙，關鍵在于政府的支持力度、公眾的參與度以及相關法律法規、引導性的扶持政策如何鋪開等。
中國是垃圾產量大國，目前國家積極支持垃圾分類處理，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但僅僅依靠國家投入是不夠的，必須形成可盈利的閉環產業鏈。比如，發電廠焚燒垃圾發電，讓垃圾重回市場。此外，政府要下決心，重視垃圾的源頭分類，對公眾進行相關教育、培訓，更要從娃娃抓起，將垃圾分類的知識引入課堂。
如何在農村推行垃圾分類？
劉建國：我國垃圾處理行業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尤為突出，中國農村與城市差別大。目前，城市具備一定的垃圾回收、運輸、處理基礎，正在由好向優發展，但廣大農村卻面臨由無到有、由差向好的局面。
我國農村垃圾處理尚處于起步階段，非法傾倒、隨意堆放、無控處理、簡易處理仍然比較常見，無害化處理能力和水平遠遠落后于城市，部分農村具備了一些垃圾收集處理基礎設施，還有一部分農村垃圾收集處理的基礎很薄弱，亟待各級政府提供常態化、規范化的收運和處理服務。
城市與農村要區別對待，農村也要考慮自身情況。總體來說，農村首要是建立收集、運輸、處理的基礎服務和設施，讓垃圾有去處，接下來，再進一步完善垃圾分類回收體系，讓垃圾回收處理體系逐步從城市擴展到農村。
在這一過程中，也要注意到農村推動分類的有利因素。首先，農村一家一戶聚居，責任較城市好界定；其次，農村是熟人社會，組織動員工作好開展；再次，農村空間較大，有些垃圾可以就地處理。
總之，要把垃圾分類當做一個產品，不能只向城市提供，也要兼顧農村。
趙由才：雖然中國農村的垃圾桶數量沒有城市多，但是在廢品回收網絡的支持下，農村生活垃圾分類的效果很好，生活垃圾中可回收利用垃圾比例十分低。但農業生產垃圾，比如作物秸稈、畜禽糞便、農藥瓶、塑料薄膜等的處理有待改善。困擾農村的主要是垃圾運輸成本問題。
陳曉紅：十年前，建設長株潭“兩型社會”改革試驗區的過程中，在農村先搞垃圾分類試點，采取四分模式——戶分類、村收集、鎮周轉、縣處理，取得了一些成果，并推廣到全國，這也說明在農村推行垃圾分類的可行性。
當時農村垃圾分類試點范圍有限，現在我們或許能更廣泛地鋪開，探索更多的實現路徑。
王燦發：農村的垃圾分類要充分發揮農村社會的熟人自治機制。一定的戶數設置一個監督員，同時由村委會進行監督。
馬軍：城市的垃圾分類體系有與之相銜接的清運、處置等整套系統，這在農村是缺乏的，即使在前端進行了垃圾分類，后端的分類處置能力也跟不上。
客觀上，城市人口密集，居民以非常集約化的方式生活。而農村居住分散，如果要分類回收垃圾，成本一般較高。
一方面資源不足，另一方面成本還更高，這意味著垃圾分類在農村的挑戰要比城市大很多。所以現在第一步還是希望能夠在城市將垃圾分類推廣開，之后將好的嘗試和范例的經驗提供給農村參考。
同時，要特別注意，不同農村間的差異比不同城市間的差異要大得多，所以針對不同農村要因地制宜地開展垃圾分類工作。
廚余垃圾在生活垃圾中占比較大，在四分（分類投放、收集、運輸、處理）體系中有什么好的解決辦法？
劉建國：中國的廚余垃圾占比較高，油脂含量高，傾倒到下水系統，容易在管道中凝固。現在一些區域嘗試對廚余垃圾進行分類，卻發現分離出的高品質廚余垃圾沒有去路，重新又走回老路——填埋或焚燒。這一方面是由于中國垃圾處理設施欠缺，另一方面也表明廚余垃圾資源化的價值不大。
廚余垃圾對環境造成的影響明顯，公眾很關注廚余垃圾的處理，希望分出高品質廚余垃圾，進入另一個回收處理系統，這方面的工作從未停止。
趙由才：中國的垃圾中，廚余垃圾占比大，達到30%~55%。廚余垃圾發酵產生多種病原菌，威脅人類健康，并且與家庭醫療廢棄物、衛生用品等一同放置，交叉污染風險高，同時也增加了處理過程中的環境管理風險。
目前，中國對垃圾處理領域環境風險管控的投入較少。從事分類的人員缺乏專業培訓，露天作業場景多，操作人員沒有口罩、手套保護，應該加強風險防控。
馬軍：我們的飲食習慣和烹調方式跟西方不太一樣，廚余垃圾更多的是濕垃圾。其他國家，例如美國利用它強大的污水處理系統處理掉很多廚余垃圾，而我們并不具備這樣的基礎設施建設。這就導致廚余垃圾成為我國生活垃圾中較難進行分類處理的一類垃圾。
這需要在垃圾分類的前端，即分類投放時就將廚余垃圾的干垃圾和濕垃圾分開。可以從餐飲行業入手，因為它產生的廚余垃圾量特別大，如果這方面積累起一些處置經驗和能力的話，也有助于居民廚余垃圾的處理。
廚余垃圾其實很有利用價值，在后端處理時進行堆肥的效果會非常好，最終形成無害化垃圾就可以回收再利用，長期來看這是非常重要的方向。
在垃圾分類方面哪些國家和地區的經驗可以借鑒？
劉建國：各個國家的現實情況不一樣。德國的垃圾組分以紙張、塑料類物質為主，大部分廢物在投放時已實現分類，根據其類別和特性運送至回收利用、焚燒和生物處理設施等。但我國垃圾水分含量高、廚余垃圾多，機械生物處理后低有機質、穩定垃圾填埋的德國模式短期之內不具備在我國大面積推廣的條件。
日本的生活垃圾90%以上采用焚燒方式處理，填埋場主要接受焚燒爐渣等無機惰性廢物。盡管我國垃圾焚燒近年來發展迅速，焚燒處理量已占到無害化處理量的20%以上，絕大部分垃圾填埋場不可能只接受焚燒殘渣等惰性廢物。
美國垃圾組分與德國類似，垃圾水分和易降解有機質含量較低，在填埋場內降解速率緩慢，通過滲濾液回灌可調節填埋區水分，提高填埋垃圾含水率，從而促進垃圾厭氧降解。
我國倡導垃圾分類處理多年，已走過“咿呀學語，蹣跚學步”的初級階段，借鑒國外垃圾分類經驗的紅利期已過，現階段急需探索符合中國實際的垃圾分類處理利用模式。
王燦發：我國臺灣地區近些年的垃圾分類做得非常好。臺灣地區居民需要購買分裝不同垃圾的垃圾袋，把不同種類的垃圾放入不同的垃圾袋，如果扔垃圾的時候混合了不同種類的垃圾要接受嚴厲的處罰。
臺灣地區的垃圾分類剛開始施行時也遇到很大阻力，比如有人可能半夜將垃圾隨意扔到大街上，監管部門通過攝像頭來追責，在嚴格的懲戒措施下，垃圾分類得以逐步推行開來。
如何提升城市垃圾分類水平？
陳曉紅：2000年左右，中國推行城市垃圾分類，目前城市垃圾回收處理體系初步形成。接下來，應該“分步驟、分層次、有目標”地完善城市生活垃圾分類處置收費制度：一是完善垃圾分類體系建設，培養公眾環保意識；二是分類優化收費標準及方式，明確費用征收主體，扶持垃圾分類處理產業鏈；三是創新階梯式收費機制，完善獎懲管理體系，促進垃圾分類處置收費制度可持續發展。
完善垃圾分類體系建設，首先要有章可循，制定詳細的垃圾分類方法、分類標識標準，以及制定垃圾分類收集的統計和評價指標；其次，配備不同的垃圾運輸車輛進行分類運輸，避免再次混同。
城市應該創新垃圾收費機制，按照垃圾實際丟棄量和分類處置量實施階梯或分段收費制度；對城市生活垃圾末端處置企業實施動態稅費征收機制，額外征收資金專項、定向補償垃圾分類處置前端、中端環節。
完善獎懲機制，建立公開透明的公共信息平臺，追蹤垃圾處理費的收取和使用；鼓勵公眾參與垃圾處理費的管理和監督，并實行相應的“積分兌換”“稅費減免”等獎勵機制，帶動全民參與。
王燦發：對于強制的垃圾分類制度保障必須有完整的執法機構和執法體制，需要付出一定成本。比如在各個垃圾投放站設置監管員，監督倒垃圾的居民按照規定進行垃圾分類，如果沒有按照規定進行垃圾分類，監管員要實行一定的懲罰措施。這需要非常高的人力成本。
我建議在開始階段，先區分干垃圾和濕垃圾兩類，到垃圾處理站再通過篩選線去篩選，這樣就不會讓普通居民覺得太麻煩。分類越簡單越容易實行，這樣執法時違法的人也就會相應減少。
在后端分類處理時，應該設計干垃圾的分選線，將垃圾倒在分選線上進行篩選，再分類處置。如果前端的分類做好了，最后進入焚燒的垃圾量就可以大大減少。政府相關部門也要對后端的垃圾分類處理進行有效監管。
在垃圾分類處理的全鏈條上，要讓前端的垃圾投放盡可能地操作簡便，不要讓居民覺得垃圾分類是很麻煩的事情。
馬軍：只要實行垃圾分類，就沒有特別簡單的一種方式，相比混合傾倒，前端的垃圾分類肯定是有一些麻煩的。
我們首先要在中間找到一個平衡點，逐漸讓前端的垃圾分類相對比較簡便。日本的規定是，使用新的塑料瓶要收較高的稅，大家漸漸地會在用完一瓶之后買替換裝，而不是新買一瓶。
其次，一定要建立相應的懲罰機制。如果政府下定決心要做好垃圾分類處理的工作，就要做好準備面對前期的一些阻力，比如對多交垃圾處理費、嚴厲的懲罰機制的反彈意見等。
第三，政府要投入一定的人力，物力等成本。比如，當年奧運會時為了推動排隊，在需要排隊的場所設置了很多監督員維持秩序，一段時間后大家形成了新的習慣。
第四，借助市場的力量把垃圾處理企業吸納進來，但又不要讓這些企業最后走向自身利益最大化。
第五，妥善處理好垃圾分類體系和原有垃圾回收體系之間可能存在的矛盾。比如垃圾拾荒人員問題等，在垃圾分類有效運轉之后，這一弱勢群體的生計可能會受到影響。
陳同斌：在前端，垃圾分類的方式還是要花大力氣好好研究。不能想當然地要求居民按照復雜的分類方式進行分類。要知道，習慣性的東西改起來是非常困難的，需要很長的時間適應和內化。
另外，管理的方法和手段也要加強，居民分錯類之后，除了懲罰機制還要有糾正機制，如果僅僅只是向居民灌輸分類的方法，是很難實現有效的垃圾分類的。
（本版內容由本報記者韓天琪、見習記者卜葉采寫）
《中國科學報》 (2019-06-25 第7版 生態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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